说起来老韩家最有出息的是他，事实上最没出息才是，从考上大学到现在，对家庭贡献最小。一致公认最没出息的姐夫李泰鹏，给家里赚得钱都是数以百万计的，并且仍在继续给家里赚钱。

当领导怎么了，不给家创造财富就没地位！

李晓蕾习惯性地敲打了一下，并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尺度，点到即止，岔开话题：“还有件事，于老板在饭桌上说养殖海鲜滥用各种药物，你不会大义灭亲吧？”

“什么意思？”

“滥用抗生素甚至麻-醉剂，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知夫莫若妻，你的脾气我能不知道？你是警察，应该秉公执法，但有些事真要多想想。以前没什么感觉，现在我真能感受到，之前那些关系不错甚至无话不谈的朋友，许多事许多话都不会再跟以前一样跟我说了，怕从我这儿传到你耳里。”

听上去似乎有些夸张，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的社会现象。

香港警匪片里的小混混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条子信得过，母猪会上树。

说得就是不能相信警察，许多事不能让警察知道，要是把警察当朋友，相信他让他知道了，十有八九会被出卖。可要是对那些违法犯罪行为装着不知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还是一个称职的好警察吗？

只要干一行，就要面对一个人情关。

韩博不是刚参加工作的新人，根本不会考虑那些，很坦然地说：“不知道没办法，知道肯定不能坐视不理。但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主要靠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发展到我们公安必须介入的程度，说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就像南港当年发生的毒木耳中毒？”

“嗯，”韩博点点头，接着道：“我会向食品药品监督局通报这一情况，必要时可以安排警力协助他们调查。”

“于老板怎么办，搞不好会被人骂的？”

“别杞人忧天了，于慧多聪明，再说她马上跟你一样是警嫂，只会支持田成的工作，不会给田成拖后腿，更不会知法犯法。”

“可从他们的话中能听出这是普遍现象，不是她家想避免就能避免得了的，而且她家的海鲜生意做那么大，如果食品药品监督局下大决心查，她家生意肯定会受影响，搞不好会被查处。”

“她家主要是销售，不是搞养殖。并且她说得很清楚，往大酒店送的是进口海鲜、高档海鲜，你是做外贸的，比我清楚不管进口什么都要检疫，都要有相关证明；往超市送，在超市卖的超市要合格证，如果检出有问题，她家的责任不是很大，毕竟她只是商人，不具备检验海鲜中有没有抗生素超标残留的能力。”

“这我就放心了，能坐在一起吃饭就是缘分，能不能做朋友放一边，但至少不能变仇人。”

………

与此同时，一列开往南河省的火车上，冯锦辉正站在车厢结合部的吸烟区过烟瘾。

身份证上的照片往往与本人不太像，经过8天的反复甄别，“积案办”和隆华分局刑警大队从去年7月2日至7月11日来深的两万多符合年龄、贯籍等条件的人中，进一步筛选甄别出一百多人。

现在不比当年，社会治安环境变了，不管什么地方的派出所都很忙，警力都很紧张；人口流动性变化更大，光靠“以证管人”已经很难了，所以现在要在“以证管人”的同时“以房管人”。

总而言之，这一百多人要办案民警去实地调查，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给当地公安局发一份协查函，然后坐在家里等回复。

积案不是现发命案，事有轻重缓急，另外三个探组放下原来的案子，全扑到2011.7.11案上，两人一组，根据所需调查的人员家庭住址分配任务，一组负责调查12人至16人不等。

“积案办”负责一半，剩下的一半由隆华分局刑警大队负责。

冯锦辉深信要找的那个因随地大小便与被害人发生过争执的小年轻就在这一百多人里，并且见着之后非常容易甄别，一个手腕上有烟头的烫伤，一个手臂上有纹身，很明显的一个“忍”字，如果这都辨认不出来那就成笑话了。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能不能找着人，毕竟人口流动太大。

正暗暗祈祷要找的人别跑太远，“积案办”主任高学平端着茶杯走过来，一脸歉意地说：“冯大，对不起，要让您坐几十个小时火车，下了火车还要坐长途汽车……”

上级对“积案办”的经费说是实报实销，但说终究是说的，真要是花多了，上级肯定有看法。

冯锦辉能理解他的难处，回头笑道：“有什么对不起的，有卧铺坐不错了。以前经费多紧张，不管去哪儿办案，全是硬座。规定上写着朝过600公里可以坐卧铺，可财务不认，不管你花多少钱，到财务那儿只按硬座报。”

“去西疆呢？”

“一样，局里没钱，没办法。”

回想起当年，冯锦辉感叹道：“现在条件真好，记得有一年去东北办案，上午查到线索，中午就出发，那会儿火车票多紧张，别说硬座连站票都没有。我们几个人只能找车站派出所的铁路公安帮忙，不管怎么样先上车，想着中途有没有下车，有没有空座。

结果那趟车人满为患，不管停哪一站，下车的比上车的多，人家还有坐票。那些民工根本没想过能有什么位置，一上车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扎营，虽然没座，但至少能坐下。我们抱有幻想，守在车厢里等，结果不仅座位没抢到，甚至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就这么挤了五十多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