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我抽出发黄的信纸，信是用纯蓝墨水写就的，竟然没怎么褪色，字迹纤细而工整。看到开头母亲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经有些发酸。

燕子：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意外，又很开心。我确实是方圆上百里留下的最后一个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像你看到的那篇报道里写的那样无私奉献，大概记者觉得必须把我拔高一下，宣传起来才更有意义吧。

我已经结婚，儿子今年五岁，理论上说，我可以带着丈夫和儿子返回省城，熬上几年，他们的户口也许可以解决。可是我回去探亲，感觉我出生的地方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无所适从，根本无法适应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很好，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从居住条件到经济收入都并不宽裕，无法接纳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职业也不过是去街道小厂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后，我只好选择放弃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帮我尽孝。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在生活中合适的位置，至少在这里，还有很多人是需要我的。

清岗这个地方也慢慢有了变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起来，我想生活总归是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我和过去的同学联系不多，毕竟插队这种经历太过艰苦，大家好不容易摆脱，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有回顾与怀旧的情绪。

很抱歉，我并不知道何原平的下落，据我所知，他与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他家离我家不远，去年我回城探亲时，探访了他的父母，他们说跟他没有联系，完全不愿意提起他。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好人，一生谨慎老实地生活，视名誉脸面大过生命，无法接受发生在何原平身上的事情。

看了你的来信，我心情很复杂。不管怎么说，请不要那样激烈地批评自己，燕子，我不能替何原平说谅解，也不认为我有资格评价你的行为，那种身不由己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被扭曲的时刻。

事已至此，你不要再拿往事折磨自己。我现在相信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向前看，放下心头的负担，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雪萍

我的目光牢牢定在三个字上面：何原平。

这和妈妈在病房中对梅姨提到的那个“他”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_5

第二天，我抄下梅姨信封上的地址，决定直接过去。

我设定好导航仪的路线，开了将近三个小时车，到了一个叫清岗的县级市，稍事休息之后穿城而过，继续向前，道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意杨，两边风景一成不变，前方好像看不到尽头。我时时疑心走错了路，终于看到路边出现刘湾这个村名，才松了口气。

入村的道路看上去刚刚修好不久，狭窄，但是十分平整。村口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一群鸭子悠然浮在水面。我停好车走下来，立刻被无处不在的甜香包围住，深深呼吸，举目四望，村子里种了不少桂花树，金黄色的桂花一簇簇开得正好，池塘另一侧坐着老头儿老太太在晒太阳打麻将，几个孩子好奇地围了上来，隔了一点距离看着我，然后咬着手指相互讲悄悄话，显然这里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陌生面孔的。我问到梅姨，他们马上活泼起来，争先恐后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梅姨是我们这里的医生。”“跟我走，我带你过去。”

梅姨住在村子东头，院门敞开，我走进去，只见她正在厢房里为一名脏兮兮的小男孩处理长满脓疮的头部，神情专注，同时教训着旁边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老头儿：“我说过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不然怎么上药都是白搭。”

那老头诺诺连声，但显然根本没听进去。

我有洁癖，所以没有像弟弟那样追随母亲选择学医，当然无法直视这个场面，来不及跟梅姨打个招呼，就匆匆退到院子里去。

从敞开的屋门看进去，梅姨终于给小男孩上完药，又打来热水，细心替小男孩做了清洗，然后拿了口服消炎药给老头儿，叮嘱他按时给孩子喂服。她送他们出门，看到我，十分诧异：“可可，你怎么来了？”

在来的路上，我准备了一套礼貌寒暄，打算先谢谢她去探视我妈妈，出席追悼会，再慢慢迂回到我想打听的事情上面，可是面对梅姨，突然觉得这个心眼儿来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梅姨，我想跟您谈谈。”

她默然片刻，我猜她多少知道我的来意，而且并不想谈。可是我不打电话，径自远道而来，登门直入，这温婉敦厚的女人没法一口拒绝我提出的要求，叹了口气：“天气不错，我们出去走走吧。”

刘湾很小，我们很快走出了村子，外面是大片的旷野，正值秋天，阳光没有盛夏时的炽烈，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在一棵大桂花树下面坐下，风扑面而来，仿佛可以穿透身体所有看不见的空隙，带走多余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