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吧。”鲁道夫说道，他默默低下了头，不想多谈战俘营的生活。

“孩子，高昂起你的头颅。现在是你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路程，你要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你为国家英勇作战，你值得为自己骄傲。你的选择没有错。记住，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要做到坚定不移。”

“我会的，爸爸。”鲁道夫的眼眶有些发热。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没有忘记对自己谆谆告诫。他试图宽慰他，可是他自己却深陷囹圄无法自拔，还要面对最严厉的审判。

“他们会判我死刑。”老里宾特洛甫平静地说道，仿佛即将赴死的是其他人，“我希望是枪决，这是最体面的死法。我为帝国付出了我所能付出的一切，我死而无憾。”

“爸爸！”鲁道夫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以使自己不当着父亲的面落泪。他尊敬的父亲，他从小就崇拜的对象，如今就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鲁道夫，有一件事，我想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恨我。”老里宾特洛甫缓缓说道，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悲伤”的表情。

“什么？”

“米莎。”老里宾特洛甫刚一念出这个名字，鲁道夫的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

“你会对她产生感情，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也许这是里宾特洛甫家的诅咒。”老里宾特洛甫轻笑了一下，不无苦涩地说道，“你想带她私奔的事，我也知道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这点能耐我还是有的。”

鲁道夫一动不动地盯着父亲看，他心中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她不爱你，一点也不。这点我非常清楚。你太固执、太冲动了，鲁道夫。你有没有想过，你带她私奔，一旦被抓住，你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我......”

“你是我最为偏爱的孩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送死，我只能舍弃米莎。”老里宾特洛甫此时回想起当日亲手了结米莎生命的情形，心中又涌起了一阵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

“她怎么了？她去哪儿了？”鲁道夫急切地问道。

“忘了她吧，鲁道夫。”老里宾特洛甫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爸爸，您把她怎么了？”鲁道夫像问天一样问着自己的父亲。他的眼中一片支离破碎。

“时间到了！”一个冰冷的声音打断了鲁道夫的问话。他被美军带走了。老里宾特洛甫看着儿子的背影，嘴里喃喃念道着谁也听不清的话语。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几个月后，他被判处绞刑。并于十五天之后执行。而鲁道夫在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父亲，也再也没有提过自己曾经爱过一个叫米莎·斯皮尔曼的女子。父亲和米莎，在他心中成为了永远不能触碰的伤和禁忌。

chapter 272 审判的终结

1946年5月，马尔梅迪案件第二次开庭审理。这次庭训的斗智斗勇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战场。艾尔维特少校举出了大量的实证，尖锐地指出了控方证据中的各种漏洞。令控方颇为狼狈。虽然他们手中握有一些德国士兵因不堪承受此前的虐待而屈打成招的供词，但这些供词出奇的一致性让艾尔维特少校提出了质疑。这位美国律师在长期的接触中，和他年轻的被告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被关押着的战俘很多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失散了家人，经历了生死。艾尔维特少校每每提及他们，总称他们为“马尔梅迪的孩子”。越来越强烈的责任感让艾尔维特少校认为自己必须要帮助他们洗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罪名。让他们早日能与家人团聚，开始新的生活。

派普在庭上根据控方律师埃里斯少校对他的一席谈话而质疑控方的客观性。“虽然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但你为了一个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战，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是敌人，我自然会和你血战到底，而现在我只是在执行我的责任。”言下之意，就是埃里斯少校也不相信派普真的有罪。

当派普在法庭上说出这件事时，埃里斯少校的脸色非常难看。这些话是在审讯处于瓶颈时，他在无奈之下对派普说的。但他没有想到派普会把它们公布在法庭上。埃里斯少校的话对陪审团的冲击非常之大。他们忍不住在陪审席上议论纷纷。毕竟，若是连控方律师都开始动摇的罪名，那么它的真实性自然也就不言而喻。

麦考恩少校这一次亲自出庭作证，他把派普描述成了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鲁士军人，并且高度赞扬了派普军队的纪律性。在军队中，两方因为可预见的危机而达成协约的事并不少见。但一个美国少校在军事法庭上帮助一个德国战犯，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它给公众带来的冲击性可想而知。麦考恩的证词使得控方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发生在艾尔维特少校当庭诵读派普的父亲亲自书写的请求豁免书的时候。这位老人在信中提到了他长子的死，派普的大哥死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他说纳粹对他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说派普不是纳粹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派普和其他那些狂热的纳粹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他恳请陪审团能慎重考虑，从轻发落。这封信写得言辞恳切，字字泣血。派普的父亲一向是个强硬、古板且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是为了儿子，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哀求敌人。当派普在法庭上听到这封信的时候，痛苦得闭上了眼睛。其他德国军人也在心中捶叹不已。就连美国人也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这个世上，有什么能比父母对子女的爱护更令人震撼与感动的呢？

艾尔维特少校在法庭上做了他最后的辩护总结。他声称对马尔梅迪案件的公平审查将在德国树立起一个新的“国际化民主”的坚石，并用“民主之父”汤姆佩恩的箴言做结尾：保卫自己自由的人，也要保证他的敌人不受压迫。如果他拒绝这项责任，他日后的失败将不可避免。

被告席上，德国前党卫军中将，迪特里希的总参谋长弗里茨克雷默，曾经要求派普用一辆坦克也要冲到马斯河的高级指挥官，此刻公然泪流满面。

一个星期之后，被告们被带入法庭听取最后判决。埃文斯出现在了听审席上，这样的场合本不需要有听审者出现，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里。眼看着派普被带到审判席上，竟有一种胜利者般的趾高气扬。派普的余光看到了埃文斯，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埃文斯被这样的笑容激怒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派普，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他开始后悔自己到底值不值得为了奥利维亚的眼泪而这样做。美国的司法向来独立性极强，即便他是战争罪部门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权力干预审判。他能做的，只是偷偷帮助辩方拿到更有利的证据罢了。

他曾审视过自己对奥利维亚的感情。不，他早就不爱她了。这一点他非常确定。让他无限怀念和留恋的，是那些曾经无忧无虑的青春，是那些曾经最纯粹的情感。上个月，他的妻子正式提出离婚。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中竟有了一阵释然。他的婚姻非常失败，妻子是另一名军队高官的女儿。两人的联姻颇有些政治色彩。他喜欢温柔乖巧的女孩，就像奥利维亚那样。而他的妻子却是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他反感她的跋扈，而她则厌恶他的冷淡。就这样在各种矛盾中度过了几年的光阴，他的出征给了彼此一个缓冲的机会。但不合适的人不论怎样都很难勉强在一起，他的妻子终于决定要结束这段婚姻了。这对埃文斯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正因为他失败的婚姻，埃文斯更加珍惜曾有过的真挚情感。在奥利维亚之后，他再也没遇到过令他心动的女孩。他生命中的全部情感似乎都埋葬在了战场里。他可以冷漠地拒绝所有人，却拒绝不了纯美的回忆。

派普站到了审判席前，法官把对他的指控朗读了一遍。然后稍作停顿，郑重宣判了判决结果。终身监禁。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美国人依旧不肯轻饶了派普。派普面无表情地轻声说了句“谢谢”。然后回身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同时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还有迪特里希以及其他41名被告。胡戈克拉斯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当夏季来临的时候，派普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兰斯伯格监狱。奥利维亚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她带着孩子们，海因里希和埃尔克见到派普的时候都很开心。派普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埃尔克紧紧地抱住父亲，怎么也不肯撒手。海因里希已经有了男子汉的模样，他主动帮助奥利维亚承担起了很多家庭的事物。如今他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不知道下一次见到他会是何时。派普欣慰地看到儿女们的成长，他看着心爱的妻子，很想告诉她不要再守着他了。可他怎么也开不了口，他深知即便开了口，奥利维亚也绝不会答应。

不论如何，奥利维亚对这样的判决表示接受。她认为，虽然是终身监禁，但仍然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取得减刑。判决结果出来之后，艾尔维特少校找到了她，告诉她可以帮助派普提出上诉。奥利维亚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约亨，我等着你。”没有过多的语言，奥利维亚满怀无限爱意地看着丈夫，轻柔地说道。

“丽薇，我……”派普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妻子沉重的歉意和深刻的爱，他只能用眼神传递着自己全部的心意。

“郝斯特呢？他一直都没有出现。丽薇，你实话告诉我，他是不是……”虽然有书信往来，但郝斯特从战后到现在都未曾来探望过派普。派普的心中存着巨大的疑问，他了解奥利维亚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他惧怕得到哥哥阵亡的消息。

“他……”奥利维亚叹了口气。郝斯特又被美国人带走“去纳粹化”了。几个月不见人影。凯瑟琳总是担心他一去不归，每天都处于担惊受怕之中。

“海尼，你最近看见二伯了没有？”派普转而问起了儿子。

“爸爸，我好几个月没看见二伯了。”海因里希看了看奥利维亚，如实对父亲说道。

“他怎么了？”

“他被美国人带走了。”

“什么？！”派普大惊。

“他被带走‘去纳粹化’了。”奥利维亚解释道，“已经去了好几个月了。”

“哦……那就好。”派普在监狱中也接受了“去纳粹化”，他知道这是一种洗脑行为，没有性命之忧。这让他大大松了口气，“你和凯瑟琳要相互照应。派普家的男人，似乎都不是好丈夫。”派普苦笑了一下。

“但是我们都心甘情愿。”奥利维亚莞尔一笑，让派普以为自己见到了天使的笑容。

chapter 273 寻访

艾尔维特少校在7月份正式提出了上诉，他要倾全力为派普等人争取减刑。他的家人和朋友恨不能理解他这样的举动，有些人甚至当面斥责他的行为，但艾尔维特却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获得公正的审判。他对周围的每一个人说自己坚信派普和“马尔梅迪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他一定要还他们一个清白。

在上诉的过程中，问题接踵而至。来自各方的压力使艾尔维特少校举步维艰。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表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允许那个“德国上校”走出监狱。幸好国内还有一些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一些前党卫军军官在逃脱了制裁，自己的社会地位逐渐稳定之后，开始偷偷联合起来替派普出头。但直到现在，不论是控方还是辩方，谁都没能彻底搞清楚，那74名战俘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们只知道，几十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地消逝在了阿登森林的上空。

与此同时，施特雷洛和梁紫苏从遥远的美利坚回到了德国。战后，德国经济缓慢而艰难地复苏着。被美、英、法等国占领的西部地区的情况显然要比东部的苏联占领区好很多。城市在重建，人们逐渐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当施特雷洛看到已经被修缮完毕的家，和安然健康的父母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热烈地拥抱着彼此，诉说着思念之情。施特雷洛的母亲紧紧地握住梁紫苏的手，说是她拯救了施特雷洛和整个家庭。这样高度的评价让梁紫苏赧然了，她坚持说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施特雷洛和梁紫苏在父母家小住了几天，这期间他们拜访了一些朋友。比如威尔。威尔幸运地没有被俘，他在战后回到了汉堡，和心爱的姑娘结了婚。并在邮局找到了一份工作。战后，国际社会和德国政府对国防军和党卫军的态度犹如天壤之别。党卫军几乎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而国防军却被认为是合法的军队。大部分国防军在战后都领到了军人津贴，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施特雷洛无比欣慰地看到威尔能够平静安稳地开始新生活。但在他听到克劳斯的情况时，脸上顿时愁云密布。在4月的最后一次升空作战中，克劳斯被苏联人击落，至今下落不明。施特雷洛不敢想象战友落在苏联人手里会遭受怎样的对待，他的心中充满了悲痛。梁紫苏在一旁唏嘘不已，虽然她以前经常对克劳斯横眉怒目，但她是真心喜欢这个大大咧咧、古灵精怪的小伙子的。她不停地祈祷克劳斯能够平安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