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记忆里，张冬梅的个子很高，有些壮，站在班里移动而过，像是一座行走的塔，她很注意仪表，总是站得笔直，她的声音很大，带着尖利的尾音。这位女老师好像是不会笑的，每天都是绷着脸，但是有一天，他们看到张冬梅在和校长说话，他才知道，她并不是不会笑，而是不屑于对着他们这些学生笑。

今天再见到张冬梅，钱江发现，那女人好像没有他记忆里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凶残，她也会哭，也会哀求。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太小，记忆发生了偏差，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变大了。彼时的参照物完全不同。

钱江继续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初中那三年，过着怎样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互相开玩笑，说我们上的不是学，而是进的集中营。”

“表面上看，张老师是位非常好的老师，她带出来的班级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她获过各种的奖项，可是实际上，这个女人是个变态，我们整个班级，都是在她的统治之下。我们每个人，好像是她手中的木偶，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残，虐待。这种行为，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

“我该从哪里说起呢？”说到这里，钱江顿了一下，然后整理思路。

“就先说我们的日常吧，每天早上到学校的时候，如果是最后一个到的学生，就不能进入班级，只能站在楼道里听课，所以我们班每天到校，都早得变态。而我们每天，都有繁重的作业，其中最多的就是数学作业，基本晚上十二点前，是不可能上床睡觉的。”

钱江还记得，大冬天早上六点就要爬起来去学校的感觉，他还好，家里有车，有司机带他去，可是其他的同学，要么是步行，要么自行车。到达学校的时候，天色还是黑的，刚刚开始蒙蒙亮，教室里是冷的，冻得学生们瑟瑟发抖。那时候的学校，冬天还是没有空调的。

“只要一上她的课，她一进门就让所有的人集体起立，谁回答对了问题，才可以坐下来，可是数学课，能够有多少的问题？大部分的人，都是站着整节整节地上，她的课下课，喜欢拖堂，从来不让我们去厕所，到了自习课，她就会从教室的后窗探出头来，用那双眼睛俯视着整个教室，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时的目光。”

在钱江的记忆里，那是一种幽冷的目光，像是冰冷的冷血动物，蜥蜴或者是蛇，仿佛那双眼睛里就带着尖利的话语，让人窒息，能够把人刺伤。每次他回头无意间与之视线相交，都要好久才能够平静。

宋文之前一直静静听着，到了这里，忍不住抬起头道：“这些，也只是张老师较为严厉而已。而且，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这么做的，并不只是你们一个班为特例。她要求你们早来，意味着她自己也要早起，她给你们布置作业，自己也要去批改，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班级成绩。”

他也上过初中高中，每个班的老师都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行为，面对不听话的孩子，这些约束有时候会比柔声的规劝还有用。

有句话叫做严师出高徒，题海战术，无尽的考试，写不完的作业，这些方法虽然不应提倡，却是有用的。

“不，不一样的。”钱江摇摇头继续道，“她不光是有这些表面的现象，还会体罚学生，女生被她拽着头发扇耳光，她还会用高跟鞋踹人，班里有根教鞭，被她抽断了，就再领一根，有一次，我旁边的男生因为错了一道题，被她扇耳光，从凳子的这一边扇到了另一边，有时候刚吃完午饭，就让我们排着队去跑两千米。”

钱江在遇到张冬梅以后，才第一次知道被人扇了耳光是种什么感觉，啪的一声，头被重重地击向一边，脸上火辣辣地疼，耳朵半天都在耳鸣，脸上会留下红红的手指印，继而肿胀起来。更难受得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让人羞愧难当，而这只是当时张冬梅最基本的责罚。

他们看到过张冬梅的手，手掌很肉，很平，几根指纹像是断裂开来。有同学说这是断掌，这样的人一生孤苦，这样的手，打人最疼。

钱江还记得，有一次张冬梅在打班上一个很老实的女生，打得狠了，女生抬起头，一双眼睛带着恨意看向她：“我妈妈说，如果你再打了我，就把你告到教育局去。”

张冬梅狠狠踹了她一脚：“那就去告啊。”

她有恃无恐，因为她知道那女生父母离了婚，而且两人都是平庸的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和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