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影视作品确实存在地域差异，那老兄认为消除差异的方法，是普通话和挖掘社会共性。

先说说普通话。

这几日我去拜访了一位老先生，他主持过语言文字的改革工作，说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比如，戏曲中如何推广普通话？

工作组的意见是，传统的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等，可沿用方言，不然就没有传统特色了。新编的戏曲节目，要尽可能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

再如，书法如何做到汉字规范化？

意见是，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应严格遵守规范。至于书法艺术，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一律。

而小组对影视剧的态度，要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应力求不用。

由衷佩服这位老先生和当时的工作小组，他们给了艺术足够的缓冲空间，没有一棒子打死，强制要求影视作品规范化。

首先我完全支持对普通话的普及，但反对将艺术作品一刀切。

我也参与过《便衣警察》，那里面都是普通话。因为是正剧，风格严肃。

胡同说方言，因为是情景喜剧，轻松幽默。影视剧要刻画人物，突出效果，方言是一种表现手法。

于兰姑说武汉话的感觉，就是比说普通话好。何况她说的也不是纯正方言，我要求她贴近普通话，就是为了让观众听懂。

还有现在提倡类型剧，比如拍一部警察剧，警察抓了犯人，一问外地农村的。你说他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好？还是带点口音更生动？

或者直接问一句，为什么越剧电视剧、黄梅戏电视剧可以有，胡同却不能说方言呢？

我觉得要有个态度，不能为了刻意而刻意，说什么合适，那就说什么。

再谈谈共性。

那老兄的观点有些绝对，不是挖掘出共性，就能打破地域隔阂，看的还是质量。

我们谈影视剧的地域性，其实根子在整个社会，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

对世界的认知很重要。

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人，肯定听不懂粤语，但他上了学，步入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港台音乐，他可能流利的唱出一首粤语歌。

同样，一个南方长大的孩子，到北方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习惯。这些东西在一起交融、了解，他的认知就不局限在家乡那一块。

或者两个城市的人互不相识，但用计算机发送邮件，成为了朋友。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当火车越来越快，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去趟省城不用再酝酿半个月，说走就走……天南地北的人和信息互相交流，地域间的屏障很容易被打破……”

八九十年代，影视剧存在这个毛病。

早期的冯氏贺岁片过不了长江，南方观众对京味儿幽默不感冒。后来社会水平越来越高，信息时代，冯裤子还是玩那点东西，南方观众却爱看了。

当然《老娘舅》、《外来媳妇本地郎》之类，外地人真的看不懂。

……

某大院，又一个戴眼镜的大领导读着报纸。

五十多岁，刚管这摊工作不久，主要就是电影、电视剧、新闻报刊什么的。

他读的很细致，笑道：“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能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地域文化差异。”

“也不算新鲜，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里就写过，计算机的出现让人类慢慢进入信息社会。这个许非，顶多套用了一些理论。”秘书道。

“那也很难得啊，文艺界会拍戏的人不少，会拍戏还有想法的人不多，尤其还这么年轻。《第三次浪潮》传入国内好几年了，就没见文艺界有人读的。以为跟他们没关系么？大错特错……”

领导简单提了两句，就转向别的话题。

秘书却心里有数，这是记着了。